我这一生问不出口的话很多，多到我喉咙里那一块地方一路缩，缩到只剩下一层硬皮。
我丈夫姓蔡，二十八，是渔港的理货，理的是别人卸下的货，货一箱一箱搬，搬到他讲话像在念货单，念到一半嘴角往上抬，抬的时候眼睛不动，眼睛不动的时候手里的笔不停。
病房是塑胶地，地上一圈一圈的消毒水痕，痕被灯烤得发白，白到像撒了一把灰。
空气里是消毒水、药水、和棉被晒过灯的味，味道混在一起，混到我每吸一口都觉得喉咙里贴了一层糖。
那一面是监视器的画面，画面那一格正对着病牀这一头，这一头那一格一格全对着我。
我第一次发现公公在等我弯腰，是我嫁过来那年。
那年厝里只剩我们三个，收拾我把最後一叠病历收到柜里，收到一半弯腰去捡地上那一支笔，弯腰时我的睡衣往上缩，缩到肩胛下面那一块白露出来。
露到公公坐在桌边，坐到他手里那一支笔停在半空，停到整支笔掉到地板上，掉到他自己没去捡。
他那年四十九，我二十三。
後来我二十六，还在这一间厝里煮饭、收碗、替两个人留最後一盏灯，留到我右手腕一弯就响，响得像有人在骨头里压电子秤的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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